“理性的命运—启蒙的当代理解”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实
栏目:杂谈 发布时间:2019-01-04

    应北京大学哲学系邀请,我和本所助理研究员王玉峰博士于2008年10月9日-11日在北京卧佛山庄参加了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和歌德学院主办的“理性的命运—启蒙的当代理解”国际学术研讨会。

     此次会议邀请到了来自中国、德国、美国、法国等海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其中中国的学者有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赵敦华教授、尚新建教授、韩水法教授等,香港中文大学的关子尹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江怡教授,复旦大学的孙向晨教授,中山大学的翟振明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钱永祥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志伟教授;德国的学者有来自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Volker Gerhardt教授,哈勒大学的Rainer Enskat和Jürgen Stolzenberg教授,慕尼黑大学的Fritz Vollhardt和Günter Zöller教授,科隆大学的Claudia Bickmann教授,杜塞尔多夫大学的Hans-Georg Pott教授,美因兹大学的Heiner Klemme教授,马堡大学的Winfried Schröder教授,柏林自由大学的Hans Feger教授,哈勒大学的Jürgen Stolzenberg教授,乌帕塔尔大学的Manfred Baum教授等;美国的学者有来自杜兰大学的Richard Velkley教授和美国莱斯大学的John H. Zammito教授;法国的学者有来自巴黎七大的Monique Castillo教授。

    此次会议的主题即启蒙。启蒙既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主题,也是哲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既是一个哲学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涉社会、历史的现实问题。提交给此次会议的论文主题不尽相同,但大致可分成这样六个分主题:启蒙的概念、启蒙与宗教批判、启蒙中的政治、美学与革命、启蒙与理性、启蒙与反启蒙、启蒙与中国。大会依据这六个分主题设立了六个分会场,对这六个主题分别进行了讨论。

    其中在启蒙的概念分会场中,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关子尹教授“反启蒙和哲学的胎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对理性与非理性、启蒙与反启蒙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关系的热烈讨论。关教授的发言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理性的秩序框架中如何实现内在情感的进展。这不仅是一个关涉西方哲学中启蒙与反启蒙的关键问题,更是中国哲学所探讨的外在理性秩序与内在道德情感如何实现相辅相成关系的回应。

    而在关于启蒙与理性的分会场中,来自美国杜兰大学的Richard Velkley教授提出了启蒙与现代性中的内在张力问题。通过对康德批判哲学的分析,Velkley教授认为康德所提出的“批判的理性对于它自己而言就是一个可以安全在家的小岛”的论点也存在一种理性限度的质疑:对于事物和理性本身终极基础的问题就超出了理性的能力。因而作为理性被自身需求驱动的影响,启蒙的前提应该被重新检验。而在这一前提下,任何真正的哲学提问都会因为它自身的哲学立场或与它同时代的哲学背景而处于一种“不在家”的状态。通过会后与Velkley教授的交流,我也意识到启蒙本身就是一种对自身不断批判、不断革新的精神,而这一批判精神会在哲学的不断进步中永恒存在。

    在关于启蒙与反启蒙的分会场中,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尚新建教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尚教授名为“自主与理性—与韩水法教授商榷”的发言认为韩水法教授对启蒙的主体进行了泛化,在肯定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同时否定了理性的地位。由此,尚教授认为尽管我们可以肯定多元性和差异性在追求真理过程中的作用,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极端地认为我们应该完全放弃和牺牲理性。脱离了理性的主体只能是一个“恣意妄为的‘欲望主体’”。尚教授的论点实际上也涉及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的观点,那就是,如何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如何在理性的秩序中实现情感的发展?或者正如关教授所言,如何实现理性和激情“在深渊中拥抱”?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哲学问题,也许对这个问题不断尝试性的回答就反映了人类理性进步的印记。

    启蒙中的政治、美学与革命分会场中,来自德国美因兹大学的Heiner Klemme教授名为“休谟,康德和亚里士多德式的反启蒙”演讲谈到了麦克道威尔对休谟式“自然主义”的批评和对康德式的“超自然主义”的批评,然而通过对休谟和康德哲学的分析,Klemme教授认为这些批评都不能令人信服。事实上,麦克道威尔对近代哲学的重构是一个虚构,对休谟和康德以及近代哲学来说都不公平。

    在关于启蒙与中国分会场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张志伟教授谈到了当代中国启蒙所遭遇的挑战。张教授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中国人尚未克服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还没有树立起理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理性思维方式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东西。实际上,在中国,启蒙的任务尚未完成,理性主义也没有过时,而当前在中国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回避了中国理性主义启蒙尚未完成这一客观事实。这样,我们不应该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否定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相反,我们应该把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格局和理性主义的复兴。

    此次“理性的命运—启蒙的当代理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卧佛山庄举行,时值金秋十月,香山美景如画,在如此美丽的风景中畅谈学术,聆听诸位海内外学者的高论,不亦快哉!